吴苏芳

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我国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文件。在高技能人才需求日益高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本应该是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现实中的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却与理想状态存在很大的差距，潜在价值与实效价值错位问题凸显。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客观的现实因素也有深层次的社会因素，笔者试图用社会分层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一、高职院校“招生难”的现状及原因

近几年，高职招生连续遭遇“寒流”，不少高职院校投档人数远低于计划招生人数，甚至有部分高职院校遭遇无人可录的尴尬局面。据相关报道，山东省2011年专科(高职)二批一志愿投档中文史类119所、理工类115所院校上线生源为零，江西省高职(专科)二批一志愿投档中文史类89所、理工类96所院校上线生源为零，这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在。同时，入学分数线也一再降低，2012年山东省高职入取分数线降至180分也仍然有60%的计划没人报考，甚至有的地方没有分数线限制，出现“零门槛”，但依然没能挽救生源荒的危机。

高职招生困境的出现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有客观现实因素的存在，如人口因素、职业教育自身及学校教育质量等因素；并且也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干扰家庭及个人对高职教育的选择，如文化观念、制度因素等。在目前教育选择多样化的时代，个体选择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选择主要从职业选择出发，从职业带给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去考虑。可以说，社会的阶层结构影响着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影响着教育选择，个人教育选择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笔者试图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阻碍作用。

二、社会分层理论的解析与应用

社会阶层指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产生的状态，其内涵是根据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声望、财富和权力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1]社会阶层存在于任何的社会发展阶段，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划分的标准会有所不同。

在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中，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两位思想家。在马克思理论里，他把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从生产过程而不是收入与分配领域寻找阶级划分的根源。韦伯提出了“三位一体”综合分层标准，即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地位三个标准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韦伯“三位一体”三重标准的合身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而且更具有直观性，被很多人认可。不同的职业联系着不同的报酬、权力和声望，所以，职业能从整体上折射出个人的社会地位状况，例如，当代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等倾向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另外，帕梦斯也主张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他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的财富和声望都依赖于职业，职业代表着个人成就，是社会对个人成就的一种认可和欣赏。我国有学者将职业作为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根据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将我国社会成员分成十个阶层。^[2]

可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标准，已经认可了个人通过教育、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个人人力资本的开发，获得相应的职业收入、职业地位乃至改变社会地位的现实。职业成了当前社会划分社会阶层的首要标准。而知识、技术在个人职业获得中起着主导作用，知识、技能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教育这个途径。因此，教育在个人阶层地位的获得中关系重大，这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大背景。

三、社会分层对高职院校招生的影响

前文谈到社会阶层影响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影响教育选择，说明教育与职业选择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选择了一种层次与类型的教育就预示着选择了相应的社会阶层的职业，进而就预示了学生成长为社会哪个阶层的人，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分层的功能。在此前提下，社会分层影响着人们对受教育层次与类型的选择。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名义上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历，但是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在就业市场竞争力上育在改变人们的社会阶层上具有很大局限性，难以使人从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中上如果不是具有突出的行业特点以及岗位能力，其竞争往往处于劣势。人们总是渴望通过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获取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实现进入更高一级社会阶层的目标，而高职教层，这对做出教育选择的学生和家长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局限性使一部分人做出了不接受高职教育的决定，尤其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宁愿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学一门手艺或者直接去打工而不选择高职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产生高职院校“招生难”的深层次原因，恰恰是人们对高职院校在社会分层中和流动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结果。

高职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声望都无法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在观念上，人们还受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从教育层次上看，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虽都同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相同，但实践层面上是“等而下之”。从培养目标上看，目前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以技能获取为目标，培养的是技术型人才而不是管理型人才，并且基本上都处于专科层次。现实中，通过接受高职教育进入白领阶层的机会远比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进入白领阶层的机会要低。同时，在社会用人标准上，也还存在着“唯学历，唯名校”的现象。如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大型国企的招聘考试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基本上把高职毕业生排除在外。这必然使人们偏向于选择普通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高校，“上不了重点大学的上本科，上不了普通本科的上三本，上不了三本的读高职”的观念正是这种偏好的最真实写照。上高职实际上就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能在理想状态下自由选择学校，考虑职业声望以及社会地位的因素，绝大多数人是会选择普通高校的。

四、解决高职院校“招生难”问题的对策

高职院校“招生难”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高职院校“招生难”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统筹考虑，政府在其中应该起主导作用，应加强政府的政策调控与制度创新。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分析，关键是要提高高职教育在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正向功能。

(一)重视职业教育的“教育性”，促进高职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虽有具有“职业性”和“教育性”双重属性，但“教育性”依然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在高职毕业生的职业世界里可能不缺技能，但是却缺乏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素质，包括职业态度、职业情感，因而，高等职业教育在重视学历和资格证书的同时，也应该注重人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情感的培养，以提升人的职业素养、工作素养。同时，为确保高职毕业生不仅能“好就业”，更要“就好业”，既能找到“饭碗”而且能“捧住饭碗”，高职教育应注重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使学生能够获得既能满足当时职业需要，又能满足社会、职业及个人发展需要，并能保持自身全面、协调、持久发展态势的能力，提高自身职业适应和发展能力。

(二)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变“终结教育”为“终身教育”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缺少学历上升的渠道和空间，学术成长的道路从职业院校毕业那一刻就被终结。而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不应该是“终结教育”的形象。因此，应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人的终身发展、终身教育服务。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改进：建立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教的横向流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职沟通”；职业教育自身体系的完善。(1)架起高职生与普高生双向流通的桥梁，加强政策推进和“过渡课程”的建设，以顺利实现不同教育类型间的衔接，帮助高职学生搭建向上流通的渠道；(2)不断完善职业教育自身体系，提升职业教育学历层次，构建中职、高职、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齐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提高高职教育的声望和地位。目前，职校生无法在职业教育的道路上获得与普通高校生同样的学历和学位，接受了职业教育就意味着很难再有机会和能力去获得更高的学历，很难实现身份变化和向上流动。这就造成高等职业教育次于普通高教的认识，这样的高职教育自然不会成为人们的理想选择。只有使职业教育具备“终身性”，使高职毕业生具有往高处上升流动的机会，使社会群体中凭借高职教育这一途径实现向上流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刺激更多的社会群体接受高职教育。

(三)健全职业资格与就业准入制度

“双证制”是高职教育的显著特征，但当前社会还存在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和管理不健全、就业准入制度控制不严的现状，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大打折扣。(1)应严格制定职业资格认证标准，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同时，应扩大职业资格证书的覆盖面，既要有技能型、操作型工作岗位的的资格证书，还应包括其他主要职业和工种，改变很多专业无证可考的状态；(2)应完善职业资格证书考核管理机制，改变“证出多门”的现象。“证出多门”的现象表明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渐被异化为各行业部门争取利益的工具。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出台法律法规确定证书考核机构，完善监督机制，以确保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